《hello，樹先生》前半截現實，后半截超現實，將一個無根、無指望的樹先生以一種不同尋常的模式展示出來。
某種程度上，樹先生很獨特，這是因為電影中樹先生看似超然的生活哲學，他能夠生活在自我的“超現實”空間中。但從另一個角度上思考，樹先生其實是典型的國人代表，有根卻無法扎根，晃蕩在一大片荒涼、廢棄的土地上，尋找現實的出路，正如電影中的各色人一樣。最終，樹先生在無法面對的現實之前，選擇了逃避，用幻想重新描寫自己的生活。
導演韓杰明顯受到了賈樟柯的影響，他將電影的角度依然放置在了當下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所遺留的落后殘像，電影的畫面是灰暗的、破敗的，貼合電影中人物的生活狀態。與《鋼的琴》高度抽離不同，《hello，樹先生》的城市是具體的，故事的發生地是具體的，具體到觀眾都可以將其聯系到自己身邊那被現代化拋棄了的老城和無法在思想上與時代同步的人們。所以電影的故事異常現實。城市化與鄉土的沖突不斷顯現，拆與不拆，建與不建是這個快速發展的社會中人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即使不情愿，卻并不擁有反抗的能力。電影最后，人們拿著錢一哄而散，這是現實的選擇，也是現實的無奈。導演很明白這點，因此，《hello，樹先生》無意于充當一個文化的批判者，電影揭示了現實，卻無力提出改變的方法，也無力給予人們現實的解答。韓杰做出了很明智的選擇，將電影的后半部分放置在了超現實的敘事體系當中。雖然生硬的轉換造成了諸多觀眾的不解以及影片情緒的斷裂，但這個妥協實屬不得已。
賈樟柯是獨立導演出身，在獨立電影之路上頗有建樹，但他所有進入商業領域的電影都遭遇了票房慘敗。作為《hello，樹先生》的監制，賈樟柯與韓杰所希冀的，恐怕也是在票房與口碑上都有建樹的良好局面。所以，這部影片充滿了妥協，一方面是向觀眾妥協，選擇王寶強，并以這樣一種滑稽的形象出演，本身就是為了影片的觀賞效果；另一方面，在劇情內容和指涉上的妥協，則恐怕是出于審查和現實的需要。
韓杰所描繪的樹先生，所面臨的實際上是一種身份焦慮，他考慮不清楚從何處來到何處去的人生大事，原因在于現實不給他考慮的機會。當他以獨特的站姿矗立在村裏的時候，任何人對他表面的熱乎其實都暗含了對他這個無所事事之人的看不起。韓杰用多個場面描繪了樹先生在這個村莊所遭受的冷嘲熱諷，反觀樹先生，他不以為然。突然的一頓暴打讓他喪失了對一切的興趣，開始迷瞪于與靈界勾連的想象空間當中去。導演在此的表達很為突兀，樹先生精神狀態的轉折并沒有交代清楚，而其突然對自己人生的掌控能力，則更是超現實起來。放在影片后半段超現實主義的背景當中，樹先生的行為被涂上了荒誕色彩，他通過裝神弄鬼重新定義了自己，用滑稽夸張的語言重新裝扮了自己，一個本來枯黃的樹先生變得綠意盎然，大肆討論起了開發月球的宏偉夢想。雖然樹先生有了職業，但他真的尋找到了自己嗎？恐怕也不盡然，韓杰給我們的是不完整的答案，樹先生究竟是否真正地沉溺、熱愛自己的這份工作，或者又只是尋求另外一種逃避，這需要觀眾自己去解讀。
在樹先生之外，電影為我們展示了更為宏大的文化焦慮。這是獨立電影一貫的現實主題，在轉型過程中的中國基層社會，所面臨的文化焦慮和困惑要遠勝于大都市，這部分群體無法接受到最為前沿的文化沖擊，卻又要經受最快速的城市建設的影響，兩種沖突之下，群體性的焦慮就被展開了。這也是賈樟柯的《小武》、《站臺》等影片的立足點，探討城市化帶給人們的空間危機和文化焦慮，正是這類影片更高一層的價值所在。
《hello，樹先生》成也在此，敗也在此，韓杰能夠將關注點放置于此，但卻無法如賈樟柯般放手去演繹這樣的文化矛盾，他用了超現實的手法去逃避，放棄了更為現實與深刻的主題挖掘，也放棄了讓這部影片成為經典的機會。